调解，是做到群众家门口的群众工作，对于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陌生人社会”的到来以及矛盾纠纷的日益多样化，对调解人的威望、专业知识和法律水平，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小矛盾也要大调解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在浙江省衢州市兴华苑小区，住对门的两位老人闹起别扭，折腾3年、吵架上百次，最终在“兰花热线工作室”的调解下重归于好。

“法院管不着，村居管不了，部门管不好。”这是大量矛盾纠纷的共同特征。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够不上走法律程序的立案标准，但不解决又让人闹心。清官难断家务事，形形色色的矛盾纠纷，考验着调解员的政策法律水平、情感沟通能力，还有至关重要的细心、耐心。

“调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本着这样的认识，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推进调解工作，广大调解员不断奔波在群众之间。正如他们所言，群众工作的重点在基层，活力源泉在基层，矛盾化解最终也要靠基层。

“用全社会的力量去解决家长里短的小事，是不是小题大做?”面对疑问，浙江省绍兴市司法局局长周骄德表示，群众利益无小事，小矛盾也可能引发大冲突，小纠纷也可能引爆“火药桶”，调解就是把党的群众工作做到群众家门口的最佳范例。

金贵银贵平安最贵，千好万好和谐最好。面对的是最基层的百姓，处理的是最琐碎的纠纷，实现的却是最基本的和谐稳定。如今，一大批热心调解工作、人民群众信任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活跃在调解第一线，一大批以个人名义命名的调解工作室在全国挂牌。

调解为什么受群众欢迎?曾因交通事故接受过调解的山东东营市市民李佳的话很有代表性，“调解不伤和气，不用掏钱，解决问题比较快。”

机制创新才能增活力

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态度固然重要，但机制创新更为重要、更为有效。

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在各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各种社会矛盾快速增长，特别是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多主体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各自为政、相互脱节的局面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为此，各地结合实际推陈出新，不断探索调解工作机制，建立“三调联动”的“大调解”机制，优势互补，形成合力。

前不久，江苏省南通市和平桥派出所的周警官和“公调对接”调处工作站的老杨松了口气。原房东李先生、现房东黄女士及承租方吴先生因为购房余款的问题发生冲突，好不容易经调解达成协议后，又因为银行贷款发放问题以及房屋门锁更换等问题再次发生纠纷。启动公调对接机制后，借助公安、司法、居委会等多方面的力量，很快说服当事三方达成谅解协议，一次调解成功，调解人省心，当事人省事。

从单一调解制度到“大调解”机制，基层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大量矛盾纠纷被化解在第一现场、解决在萌芽状态。据统计，全国每年仅通过人民调解的案子就超过500万件，调解成功率达到90%以上。

机制创新，带来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及时性、常态化、低成本化，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筑起一道“缓冲带”，筑起了一个“安全阀”。

大调解也需专业化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变化，调解也需要不断创新。采访中发现，在一些老旧小区，调解往往都进行得比较顺利，而在一些新小区，调解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原因何在?

因为老小区里，熟人多、老人多、关心小区事务的人也多，人们大多有着较深的邻里感情，有威望的人很容易成为人们寻求解决矛盾纠纷的中间人。而在新小区里，往往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要找出一个双方都信服的调解人并非易事。

向专业化、行业化、职业化的方向转变，成为近年来调解最大的变化，也给群众工作的专业化带来启示。

“以前我们调解民间纠纷，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往往还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从2006年开始，山西省将人民调解第三方独立机制引入医疗纠纷调解工作，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专业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目前，山西90%的医疗纠纷通过人民调解途径得到妥善处理，调解成功率在90%以上，患方满意率达到了98%。

基于专业调解的强大威力，2011年，中央综治委等16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着力推进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

如今，不仅是医疗纠纷，在征地拆迁、劳动争议、交通事故、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知识产权等矛盾多发领域，也越来越多地看到专业性调解组织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统计表明，截至2012年底，专业性及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数量比2007年增加了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