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村东头两家人家又闹别扭了，骆汝霖匆匆赶去。原来，是一家打除草剂时，不小心打到了另一家的农作物上。两家人本来就有些矛盾，这下又有了导火索。骆汝霖来回与双方沟通、说理，磨破了嘴皮子，最终一方道歉，两家人握手言和。

骆汝霖是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天竺村5组村民，也是一名网格信息员。50年前，“枫桥经验”在枫桥镇诞生;50年后，这里的人们坚持和发展这一宝贵经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努力将矛盾就地解决不上交。

不仅是枫桥镇，《法制日报》记者近日在走访杭州、绍兴、衢州、宁波、舟山5地市时发现，“枫桥经验”已在浙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全省各地通过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深化群众工作，维护群众权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有力推动了平安浙江建设。

及时发现矛盾就地化解

“我家能致富，都是网格化的功劳!”45岁的舟山市普陀区展茅街道干施岙村村民陆苏琴冲着记者喊道。在该村采访时，干部群众对当地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都有不少感触，“看热闹”的陆苏琴一时插不上话，顿时有点着急。

陆苏琴说，以前她和丈夫经常吵架，去年七八月份吵得最凶，两人都无法安心工作。后来，她多次通过“网格门牌”上的电话叫来村党支部书记“教育”丈夫。通过村党支部书记调解、讲理，家庭和睦了，陆苏琴的丈夫将更多精力投入生意，今年收入颇丰。

“以前没有划分网格，村民有难题不知道找谁，很多人也没有村党支部书记的电话。”陆苏琴说，划分网格后，“网格门牌”挂到每家每户门口，村民有问题就拨打干部的电话。

记者看到，“网格门牌”明确了该网格服务团队成员，包括村党支部书记、教师、医生、民警、调解员、网格长6人，并附上手机号码。

“通过网格化，我们能够第一时间了解群众诉求，及时解决群众难题。”干施岙村党支部书记李斌忠说，实行网格化后，没有一起矛盾出村。

小到一个村庄，大到一个城市，网格化成为浙江省一大亮点。据了解，目前，全省共建网格11.7万余个，落实专兼职管理人员34.6万余名，组建管理服务团队19.8万余支。各地通过网格化，将力量下沉到基层一线，居民家中有矛盾纠纷、遇到重大生活变故等情况，网格管理人员第一时间到场，及时发现和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群众诉求多样化，矛盾易发多发。浙江各地实践经验证明，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做到及时发现矛盾，就地化解矛盾。

平安志愿者、“和事佬”、义务调解员……浙江各地普遍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仅宁波市就发展各类志愿者队伍2223支、67万人。这些志愿者来自群众，最了解群众需求和心声，化解群众身边的矛盾也得心应手。

绍兴市越城区推广社区党员“和事佬”队伍，昌安社区306名党员组成“306和事佬”志愿者队伍，两年多来化解矛盾220多起，调解成功率超96%。

“昌安社区是上世纪80年代建造的老小区，设施陈旧，重新装修、改建引发的漏水问题和子女赡养、财产分割等家庭矛盾较多。”昌安社区党委书记王杏英告诉记者，社区干部只有6个人，想管也管不过来，“和事佬”们通过走走看看、听听劝劝，以拉家常方式，做到问题早发现，矛盾及时化解。

前几天，一户人家装修将管道弄坏导致跑水，楼下邻居家家具被泡受损，两家人吵得不可开交。71岁的“和事佬”沈炳水出马，三言两语就把事态平息了。“我年纪虽然大了点，但大家都很尊重老人，我说话还是蛮管用的。”沈炳水笑呵呵地说。

针对当前矛盾纠纷专业化、复杂化特点，浙江各地普遍建立劳动争议、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等行业性专业调解组织，目前全省此类组织达3641个;针对一些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时有发生，而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各自为战、势单力薄的情况，各地积极构建“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体系，全省建成县(市、区)级矛盾纠纷大调解中心82个。

记者在衢州市衢江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看到，66岁的人民调解员祝炳祥正在这里给一起交通肇事死亡事故计算赔偿金。交通费、安葬费、死亡赔偿金等，祝炳祥算得很仔细。之前，他已经做了两个小时工作，安抚死者家属，让双方心平气和地接受调解。最终双方当场签订调解协议。

“‘公调对接’为我们交警大队减压不小，帮了大忙。”衢江交警大队大队长诸葛海峰深有感触地说，以前老百姓来找民警，有时民警接处警找不到，老百姓就不满意。现在好了，有专业调解员投入调解，群众满意，也有效释放了警力。

据统计，自衢江区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以来，3年调解交通事故纠纷170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100%。

源头治理预防矛盾发生

“社区的老年人食堂什么时候建啊?怎么没动静了?”

“这样的好事得抓紧干啊，地址选好没有?”

……

9月2日上午，杭州市下城区长庆街道王马社区一楼“百姓议事厅”，71岁的社区科普楼党支部书记王永根、76岁的学问楼楼道长金宝煜等4名居民代表，在社区党委副书记黄帅主持下议事。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好不热闹。除了老年人食堂问题，大家还提供了东家谁怀了孕、西家谁住了院等信息，黄帅一一记录在案，并告诉大家，建老年人食堂的地已经腾出，年底肯定建成。

“我们通过建立百姓议事机制，每周一至周五，利用上午一个小时时间，请居民代表进行平安议事。居民代表将遇到的问题和建议反映给社区，社区将涉及居民的举措请代表评议、监督，有效预防了矛盾发生，促进了社区和谐。”黄帅说。

记者注意到，浙江各地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过程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内涵，化解矛盾向前延伸，注重源头治理，向后延伸，强调应急管理，以确保问题解决，社会平安。

在源头治理预防矛盾方面，“枫桥经验”的发源地也没有停止脚步，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诸暨市枫桥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勇告诉记者，枫桥镇推行了村民议事机制和重大项目风险评估机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涉及群众的事情让群众自己决定，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发生。

在枫桥镇枫源村，凡是5万元以上的项目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都必须通过村民代表讨论，以无记名投票决定。

“村民代表是村民自己选出来的，代表了村民意见。讨论后投票集体决定，对结果村民都认可，从未因此产生过矛盾纠纷。”枫源村村委会主任骆根土说。

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通过民主决策预防和减少矛盾发生，充分体现于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和推广。目前，浙江省11个市、79个县(市、区)建立了这一机制并出台相关实施意见，做到重大事项应评尽评，防止决策不当而引发社会矛盾。

宁波市近3年来共评估重大项目1262件，停止或暂缓实施66件。今年3月，北仑区一家针织企业准备搬迁到某地，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后，迁入地周边小区居民因担心噪音等问题强烈反对，考虑到该项目实施存在重大社会稳定风险，北仑区停止了项目实施。

征地拆迁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也是近年来产生不稳定因素的重要领域。绍兴、舟山等地在实施征地拆迁过程中，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政策方案公开透明，接受群众监督，让征地拆迁在和谐环境中进行。

今年，舟山市定海区启动了快速公交一号线东门汽车站区域征收拆除工作，该区域涉及综合商业、餐饮、娱乐、办公，征收拆除难度大，情况复杂。但最终工作组仅用3个月就顺利完成了这项工作。

定海区旧城改造指挥办主任杜知明告诉记者，之所以进展顺利，得益于工作组10多次召开群众会议，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并完善征迁补偿方案，解决群众难题，保障群众利益。

为预防和减少矛盾，近年来，浙江各地注重和保障民生，着力破解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就业、安居、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问题，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在衢州市柯城区“幸福驿站”，一阵阵开怀的笑声让过往群众纷纷侧目。“幸福驿站”是通过筹集社会资金，发动社会组织力量，为全区老年人、儿童以及困难群体提供免费服务的平台。

“幸福驿站”门口公示了每天的活动项目。9月4日上午，这里有英语辅导等。一楼102室，一名“老外”正在挥舞胳膊大声念着英语单词和简单的问候语，一群老大妈、老大爷围在四周，一边微笑一边跟着念叨。

“今天第一次来学英语，真好玩。老百姓就需要更多这样的平台，丰富业余生活，大家其乐融融，还哪来矛盾呦。”坊门街社区居民刘爱琴说。

突发紧急问题快速处置

2012年8月8日，台风“海葵”来袭，杭州市上城区马路边一棵大树被刮倒，恰巧压在一名推自行车的行人身上。110接到报警后，迅速将信息发到区“平安365”社会应急联动中心，中心立即向区消防部门、绿化办、120指挥部发出指令。在事故现场，消防官兵将伤员救出，医护人员将伤员送往医院，绿化办将倒树移走并检查周边树木安全情况。

现实中，即便抓好了源头治理，强化了基层矛盾化解，但仍会有一些矛盾纠纷没有化解甚至激化，一些突发性事件也时有发生。浙江各地通过深化“枫桥经验”，强化应急管理，把事态控制住、平息掉。

“‘平安365’中心整合了政府各职能部门资源，能够有效处置各类急、难、险、灾和其他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群众只需一个电话或网格员将信息汇报上来后，中心会第一时间下派相关职能部门去处理，限期办结。”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政委丁坚华介绍说。

他举例道，以前发生农民工讨薪、医闹等事件，流程一般都是基层单位上报，分管区领导开会分派职能部门处理，此过程存在一定滞后性，有时小事拖成大事。平台建立后，遇到情况直接给职能部门派单，处理迅速。

前段时间，上城区望江街道某公司一名工人在搬运货物时意外坠亡，其亲友纠集不少老乡围堵讨说法。“平安365”中心接报后，立即协调卫生、劳动、司法行政、街道等部门派员组成协调小组，各司其责协调解决，死者亲友很快接受了调解赔偿。

自2012年4月成立以来，“平安365”中心已成功化解560余起突发涉众型事件。

应急和服务，舟山市定海区将两者融为一体，于今年3月建成社会服务指挥中心。记者在该指挥中心看到，仅9月6日一天，中心就受理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咨询和管道疏通服务等42件。

“中心整合了区长服务热线平台、12345、1890便民服务平台以及其他民情民意搜集平台，群众可通过电话、网站、微博、短信等形式反映问题，中心分析研判后派送给相关部门。”中心主任林红梅告诉记者，中心受理区域内发生或潜在的任何不安全因素、突发性公共伤害、群体性纠纷的报警处置，第一时间启动预案，联动处置。

今年9月3日清晨，一辆在定海某小区过夜的货车尾部突然冒烟，并有黄色不明液体流出，引发居民恐慌。接到情况反映后，中心立即组织公安、安检、运管等部门工作人员前往处置，发现该液体为一种强腐蚀性化学品，因及时处置未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

如今，在宁波市镇海区，群众有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想到的不是找哪个部门，而是上网，找“不下班的网上政府”。镇海区于2010年成立浙江省首家网络问政平台，平台集网站论坛、微博群于一体，群众只要发个帖或@一下官方微博，问题就能够迅速解决。

网络问政平台纪委书记张彦波介绍说，区委、区政府发文明确，群众反映的问题，网络问政平台指派后，各单位必须3小时内受理，3个工作日内回复。超时受理和回复的，系统将给相关单位亮红灯;群众投诉或回访群众对回复办理不满意的，工作人员给相关单位亮红灯，红灯与单位年终考核奖惩挂钩。

张彦波坦言，刚开始，一些单位特别是垄断行业还存在拖沓受理情况，随着红灯不断亮起，情况立即好转。网络问政平台运转3年多来，已累计受理网民咨询、求助、投诉2.3万多件，办结率高达98%以上。相对应的是，镇海区信访量每年同比下降36%。

对于平台协调仍然难以有效解决、群众满意率低的问题，平台今年梳理出13个，由区委、区政府两办协调督办，逐一解决，目前都有了进展。

事前源头预防，事中就地化解，事后应急处置，浙江各地通过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切实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确保了全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记者周斌

绍兴市公安局借助村、社区、企业等基层治保组织，先后组建了1200余支“红袖章”巡逻队、社区打更队、村民守望队等群防群治队伍。图为10月7日，越城公安分局蕺山派出所民警朱波(右一)与书圣故里巡防队员实地排查治安隐患。本报记者居杨摄

10月6日，诸暨市枫桥派出所民警陈超(左一)来到辖区居民骆志军家，就前不久调解的一起纠纷进行回访。为了这起纠纷，他曾6次寻找当事人。本报记者居杨摄

衢州市柯城区组建的“幸福驿站”通过发动社会力量，开展扶贫帮困济孤救弱服务。图为9月4日，在柯城区“幸福驿站”老外义工正在教老人学英语。本报记者周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