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8岁的吉林市委副秘书长陈淳担任了吉林市企业改革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接受了改变吉林市上千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命运的改制任务。他的政治生涯从此告别了单纯的政策研究工作，走到了中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最前沿，走进了数十万吉林市建设者事业、生活转型的历史交叉点。他的情感、智慧、信仰和此前积蓄的全部力量，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尽情地释放出来。
念旧
陈淳是个念旧的人，他房间墙壁上周恩来总理的遗像，从总理逝世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常常被他仰望、擦拭。他也没有忘记那些上访的群众，那些就生活在他身边的下岗职工和生活困难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曾经冬天没钱交采暖费，要在零下20几度的寒室中苦熬；他们曾经没钱买菜，要到菜站拣烂菜梆糊口；那些得不到财政救济的国有企业，要靠自己通过市场竞争找出路、自救，求生存。采访中，他有些自责地说：“我对群众工作的复杂性也有个认识过程。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始新长征。当时一听‘新长征’我就特别振奋，觉得以后一定前景光明。但1998年我接触过上访群众以后，就发现这个理解错了。我们改制过程中那么多群众利益做出牺牲，新长征如果没有流血牺牲、到处莺歌燕舞，那不就成旅游了吗？没有拼搏、没有牺牲、不克服困难，这种长征是不存在的。”于是从分管吉林市企业改制工作伊始，他就主动请缨，把所有涉及到企业改制的信访工作，从信访部门那里转手过来，由他全权负责。考虑到政策攻坚和多头上访的状况的确不便于工作沟通和问题解决，市领导从工作出发，给了他统一协调各相关部门的权利。
于是在繁忙的企业改制工作之余，陈淳直接接待的上访群众超过数百批次数千人次。为了方便上访者，也为了让群众放下心来，陈淳把自己办公室的电话、家里的电话和手机号码都向所有来访群众公开，无论白天晚上，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里，无论谁打来电话，他都在第一时间给予解答。对来访的群众，他只要有时间，来一人见一人，来一百人见一百人；来一次见一次，来一百次见一百次，从不推诿搪塞。那时候“一天之内同一件事情来好多拨人，陈秘书长刚送走这个那个又来了”。市委机关保卫处工作人员徐荣说：“我不敢拦着，陈秘书长专门交代过，上访群众来了，只要他在，一定接待，不许我们挡驾。”对上访群众陈淳也总是说：“你们的事我保证负责到底！以后不用找别人了，就认准我！”
为了把每一次的上访事件处理好，陈淳不知忍受了多少辱骂、威胁，别人觉得他是自讨苦吃，他只总结出一句“接访一般都是从挨骂开始的”，然后接着听群众诉苦。有一次，他被市风机厂上访职工强制“听诉苦”到半夜三点；在处理吉林制药厂改制后的职工安置问题时，有一次他登上厂文化宫的讲台，一人与700多名激动的职工交流对话。讲不明白，群众干脆用上了“苦肉计”。当吉林制药厂的一位上访群众在他面前敲开一瓶汽油，声称要自焚时，陈淳平静地用东北的家乡话鼓励那个工人师傅理清思路，先把“冤情”说清楚。渐渐地，吉林市的上访群众中出现了一个“定律”：再难的事只要找到陈淳，一定会有说法，会有办法。陈淳觉得，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群众仍是第一功臣。如果不理解、不尊重、不善待他们，那么不仅是背离了党的宗旨，而且是丧失了起码的政治良心。
《中华儿女》：我们知道很多信访干部其实压力很大，挺委屈的，您接访时为什么那么镇定呢？你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陈淳：信访局的同志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的认识是，信访工作不是信访局的工作，是群众工作。战争年代我们为了革命发动群众，现在发展经济仍然不能忘记群众。你不能平时不闻不问，关键时刻又要求群众必须要听你的。（不做群众工作，关键时候）群众就抛弃你了。你就要在平常的时候和群众建立关系，关键时刻群众才会想起你、相信你，支持你。所以接访工作，首先要让老百姓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个好党员，然后想尽一切办法解决问题，大家才信你。
求新
用优良传统来面对上访群众，一旦进入解决实际问题的环节，陈淳总能花样翻新、智计百出。在1998年以后吉林市的第一轮以体制转变为核心的国企改制中，当时的主导思想，提倡经营者持大股，以保证企业改制顺利进行。然而很多国有企业都是困难企业，工资水平较低，经营者难于持大股，而且“一股独大”固定化，一旦出现持股人不称职，就难以改变法人结构。陈淳和他的同事们独辟蹊径，用国有资产为改制后的经营者配股，所配股份所有权归国家，经营者业绩好可以享受分红权，配股随经营者变动转给新的经营者。这种方式不仅解决了经营者持大股难的问题，还有效克服了“一股独大”的弊端。2005年以后吉林进入以资本结构调整带动国企改制的最后攻坚阶段，陈淳在再次兼任吉林市企业改革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同时，又着手推动多方引资，帮助企业卸掉债务，尽快在改制的初始阶段就建立起现代化的股权管理结构。从1998年起，陈淳几乎参与了吉林市所有重点困难企业的改革攻坚策划工作，他所有这些创新，都是着眼于民生，从根本上帮助上访群众的有力措施。
吉林市丰满区实验中学，原来是吉林一建公司的子弟学校。上世纪90年代初，企业效益不好，学校办不下去了，老师们上访要求将学校划给政府。要划出，按规定企业先要拿出三年的办学经费1280万元，企业交不起，区政府就不接收。这一拖就是8年，4任市长批示都没解决。2005年８月，市委指派陈淳处理此事。他摸清情况后，一次次开协调会，一次次登门做企业及区财政局、人事局领导的工作，终于商量出一个各方都同意的办法：企业缴费减少到680万元，且从政府拖欠企业的工程款里抵减8年没解决的事，３个月解决了！学校划到区里，教师的工资涨到近2000元，是原先的３倍。老师们感激不尽，凑钱买了个礼物，陈淳坚决不收。请陈淳参加交接仪式、题写校名，也被婉言谢绝。实在没法了，校长王奔带着几位老师找到陈淳，排成一行郑重地深深一鞠躬。陈淳动情了，他说：“都说师道尊严，老师们行这么大礼，我怎么受得住！”
具体到接访工作，陈淳又总结出了后来被国家信访局在全国广泛宣传推广的“四心”说。陈淳觉得，对群众来讲，可悲的不是有困难有意见要找政府，而是有了困难，有了憋屈没处讲。有了冤情无处述，无处伸，这种状况对群众来讲，才是最可悲和最可怕的。今后对我们各级领导和政府工作人员来讲，对待群众上访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接待群众要热心，听取群众呼声要耐心，为群众排忧解难要真心，改正错误要有决心。只有这样，各级领导才能真正成为群众的朋友，成为群众的知心人，成为人民群众信赖的、合格的、名符其实的“勤务员”。
《中华儿女》：无论在企业改制还是在信访工作中，您总有很多新颖高效的工作方法，这些方法是怎么产生的呢？
陈淳：实践过的东西就不想稀里糊涂地过去，一定要弄明白，我在工作中习惯于过一段就梳理梳理。以往的实践论说人的认识从实践始，从感性到理性，不断飞跃，循环往复。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有这样一句话，“认识从经验始”，我受这个启发，知道简单的感性接触不会产生知识，只有善于总结经验的人，才会自觉、才会自由。
社会稳定也有客观标准，有时候法律比较滞后，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执法对不对，不光是看法律条文，而是看达没达到社会的稳定和谐。按着滞后的法条办了，引起了社会矛盾，大伙不服，表面上按条文办了，其实是教条主义。工人上访很多是因为企业改制中资产处置混乱。我们就在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想出了资产剥离和先核查后核销的变通办法，即让改革能够进行下去，又避免了产生新的腐败。
信仰
从1998年起，吉林市改制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达3000多户，陈淳接待过的上访也有数千人次，企业改制的方案他签字就算数，信访问题的协调他牵头就能解决。许多国企的厂长、民营企业老板都想“攻”下陈淳，许多因为信访问题得到解决而欢欣鼓舞的群众也想感谢陈淳。然而，这十几年来，没有一个当事人能请动陈淳吃一次饭，没有一人能让陈淳收下一份礼。
陈淳的儿子去年结婚，陈淳给自己立了个“三请三不请”的规矩：请直系亲属、同班同学、曾在一个单位工作过的老同事；不请市领导、各部门头头、企业负责人。但是，许多过去得到他帮助的厂长、经理还是想借这个机会“弥补一下”，表表心意。有位女厂长来到陈淳办公室，交给他一封“举报信”，陈淳猜到里面是钱，就说你打开当着大家的面念念吧。没办法，这位厂长第二天又找到陈淳家，按了半天门铃，陈淳说啥都没开门。
作为市委副秘书长，陈淳是很优秀的“参谋”、助手，但和领导的私交上，他却处理得很“淡”，甚至有点“不合时宜”。到领导办公室汇报，他只讲“干”的。开会研究工作，领导定了“调子”、拍了板的事，他觉得不对就当场指出，不怕“犯上”。原吉林市委副书记左荣连曾兼任市企改办主任，是陈淳的直接领导，他说：“共事这么多年，陈淳没给我递过一根烟、没请我吃过一顿饭，更别说送礼了。下乡调研，都是我请他吃饭。”
十几年来，陈淳的这种克己与坚持，很快使他达到了自己事业的巅峰但也成了句点。很多比他年轻，原来比他职务低的人慢慢超过了他。“说我心里完全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陈淳说，“但不会超过一星期也就过去了，更不会影响我的工作热情。”
“因为，我工作的动力不在名利，我最大的追求和愿望也不在升官。”陈淳的话不是违心，据一位市委领导透露，他不仅“不跑不要”，甚至还两次推掉本可以安排的升职机会，而情愿留在现在这个“能发挥自己作用”的岗位上。陈淳说：“我有我的享受，我的成就感。”“生活上，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我不喜欢打麻将、凑酒局、泡歌厅，也不想勉强自己。别人喜欢，只要是正当的，我也不会反对。人都有七情六欲，我也一样，我喜欢打乒乓球、下围棋、看书、听音乐，有一群球友，一群棋友，每天一早一晚同老伴一起散步，海阔天空地随意聊天——我觉得活得很充实。”
“工作上，我能在自己的岗位，尽自己的职责为群众解决问题，用自己的能力为企业破解难题，在一次伟大的历史变革中发挥自己的微薄之力——我觉得很踏实。”
陈淳说，快乐的感觉和心情，每个人不一样。对于他来说，20岁左右时就因为父亲是很早参加革命的“当权派”而倍受打击，无论做什么，无论怎么努力都因为“出身不好”而得不到信任。所以立下两大心愿，一个是入党，一个是得到信任，这两条也成了陈淳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如今，“我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我对自己的人生已经非常满意了。”
《中华儿女》：您觉得今后信访工作最难做的部分在哪里，您的建议是什么？
陈淳：坦率地讲，今天的信访工作中的主要矛盾都是向市场经济、法制社会转型中的矛盾。市场经济的条件本身腐蚀人，有这个土壤条件；但腐败有市场基础没有群众基础，群众不欢迎腐败，两者是相互制约的。有产生的基础又相互制约，两者是长期共存的。只要我们的党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坚持群众路线，腐败虽然避免不了，但是可以防治，信访工作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会那么激化。
其次，如果你有荣誉了，多数人尊重你、信任你，增加了你的工作的信誉度，但也会有副作用。你不是典型吗，你要是不给我办，我就说你是假的，拿这个东西来要挟你，甚至要去告你，干扰你工作的主动性、准确性。怎么办呢，像毛主席说的“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荣誉彻底忘掉，不要想它，没这么回事儿！按你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念，该怎么做怎么做，一如既往地按原来的信仰和观念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