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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报:从“枫桥经验”到平安浙江
国家信访局 ( 2013-10-17 10:3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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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3年开始,浙江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每年定期接访下访,走进矛盾,直面矛盾,疏导群众情绪,解决合理诉求,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图为今年9月,诸暨市委书记钱三雄(中)到店口镇白沥畈村一群众家中接访。徐德文 摄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推广“枫桥经验”50周年,也是建设平安浙江的第十个年头。从“枫桥经验”到平安浙江,浙江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依靠发动群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全力维护公共安全,扩大基层民主法治,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全面促进保障了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

  数据无声,却是“浙江样本”的最佳注脚:2012年,浙江省GDP34606亿元,位居全国第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5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570元,分别连续12年、28年蝉联全国各省区市之首。

  发展市场经济,浙江领跑中国,建设平安法治社会,浙江同样成效显著、引人注目:最新调查统计,目前,浙江省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为96.8%,连续9年位居全国前列。中国科学院新近发布的《中国科学发展2012》表明,浙江省的社会公平度指数为全国第一。

  从“枫桥经验”到平安建设,五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和根本保证,境安民富,实现了从治安到平安的历史飞跃

  1963年2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打击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浙江省委选择了诸暨、萧山、上虞等县,派工作组进驻诸暨县枫桥区的枫桥、新枫等7个公社开展社教试点。工作组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说理斗争,没有骂人,没有打人,还允许申辩,结果没有捕一个人,就把全区67名原先认为非捕不可的四类分子全部说服了,与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极左”做法形成鲜明对照。

  1963年10月底,公安部领导向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汇报了枫桥的作法,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说,“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指示好好总结。

  枫桥的这一做法后来经公安部调查组总结,形成了“少捕,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以说理斗争的形式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经验,即“枫桥经验”。

  11月22日,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在公安部起草的文稿上批示,“此件看过,很好”。“其中要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

  “枫桥经验”从此宣告诞生。五十年来,作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鲜艳旗帜,作为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一面鲜艳旗帜,“枫桥经验”始终高高飘扬、屹立不倒,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

  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枫桥创造了依靠群众改造流窜犯、挽救帮教失足青年的成功经验;十年动乱结束后,枫桥率全国之先给“四类分子”摘帽,为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提供了范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枫桥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再次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

  浙江中部的诸暨是越国古都、西施故里。相传春秋时期吴越交战,诸暨美人西施受越王勾践指派北上吴国,途经枫溪江突遇山洪暴发,一棵枫树倒下横亘两岸架桥成渡,枫桥因此得名。

  与浙江多数地方一样,枫桥依山傍水,这里的人们既有山之伟岸,傲然屹立,坚忍不拔;又有水之柔和,懂得回避退让,利万物而不争。得益于山山水水的滋养,得益于历史文化的传承,枫桥才没有像当时一些地方一样,关一批、判一批、杀一批,而是依靠发动群众,摆事实讲道理,把阶级矛盾化解在基层,创造了“枫桥经验”并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诞生后的第二年,即1964年,也成为建国以来捕人、杀人最少的一年,治安情况比历年都好。

  习近平对“枫桥经验”倍加重视,从福建调任浙江工作后不久,即赴枫桥调研,并提出问题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思考:毛泽东主席当年肯定“枫桥经验”,目的何在?意义何在?习近平认为,走群众路线,这是我党的传家宝。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虽然面临的形势任务都发生了变化,但“枫桥经验”没有过时,必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不动摇,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不动摇,依靠发动群众发展经济、建设平安社会。

  2003年11月8日,在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

  2004年5月11日,浙江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作出了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关爱生命、关心健康、关注安全,扎实推进平安浙江建设,积极为群众创造平等发展、安居乐业、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真正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

  50年前,毛泽东同志对“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批示。历经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四十年后,浙江省委又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的重大决定——这不仅是一次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更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发展。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立场上,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也是检验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金石。从“枫桥经验”到平安浙江,五十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和根本保证,惟其如此,才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民富境安,实现了从治安到平安的历史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推进。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倍感亲切,深受鼓舞。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反复强调建设平安浙江,关键在落实、关键在基层、关键在实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浙江省要继续按照“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紧紧抓住这“三个关键”,全力建设基础更牢、水平更高、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平安浙江,以浙江平安为全国平安作出新贡献。

  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始终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以人为本,坚持发展和平安并重,在跻身经济大省的同时,正在努力成为全国最具安全感、幸福感的省份

  建设平安浙江的重大战略决策,坚持和发展了“枫桥经验”,为浙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

  2004年5月,决策之初,浙江省委即成立了建设平安浙江领导小组,省委书记担任组长,省长、省委副书记担任副组长。市、县两级也都成立了相应机构。10年来,省委书记从习近平到赵洪祝,再到夏宝龙,历经党政换届、人员变动,但前任给后任打基础,一任接着一任干,全省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始终如一地把建设平安浙江作为第一责任,放在心上,抓在手中。

  夏宝龙说,建设平安浙江近10年来,全省各级党委都建立起了社会稳定形势分析制度,像分析经济形势一样,定期分析社会稳定形势,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党政主要领导手中都必备两张报表,一张是经济报表,一张是平安报表。

  浙江省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面积不及全国人均量一半,资源匮乏。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这一地处东南沿海的资源小省却如火山爆发,改革活力喷涌而出,创造了全世界为之惊叹的经济发展奇迹。全国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50强,浙江占25席;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浙江占144席,均居全国首位。

  创造经济奇迹的是人民群众。从“胆大包天”王均瑶到“汽车疯子”李书福,从全国第一份个体营业执照到中国首富宗庆后,从中国第一座龙港农民城到世界最大的中国义乌商品城,浙江人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改革发展、开拓创新、全民参与、英雄辈出,为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鲜活经验和民间答案。

  令人欣慰的是,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对自下而上的自发改革创新一直持默许、宽容、鼓励、支持态度。因为他们深知,浙江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交通不便,唯有改革,唯有放手让群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闯出一条致富路,才有可能摆脱贫困、走向小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回眸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史,浙江省的经济报表上始终没有脱离一个“民”字:财富民有,大批普通老百姓拥有房产、汽车、存折等财产,跻身有产阶层;经济民营,500多个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充满生机,上千个城乡专业市场蓬勃发展,99.8%企业为中小民营企业;成果民享,老百姓生活不断改善,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分别下降至34.6%、37.6%,进入相对富裕状态,家用汽车拥有率每百户城乡居民分别达到了33.7辆和13.4辆,均居全国前列。

  民富则省强。2004年至今10年来,浙江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万亿、2万亿和3万亿元三道大关。10年前,浙江经济总量还不到70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还不到2000美元。而到了2012年,全省生产总值34606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63266元,突破1万美元,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利为民所谋。10年来,浙江省始终把富裕、安定视为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富民和安民作为自身的政治责任,一方面,坚持民本经济,千方百计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做大“发展蛋糕”;另一方面,坚持民生至上,千方百计公开、公平分配好“发展蛋糕”,努力让老百姓“吃”得安心、放心、舒心,努力让最大多数社会群体成为改革受益者。

  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强说,“百姓增收、生态良好、社会平安,这是浙江省的三条民生底线。不管怎么发展,必须坚守这三条民生底线。近年来,省财政每年70%以上财力用于民生,每年梳理出为民办实事十方面大事,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发展市场经济,浙江省尊重群众意愿和首创精神,建设平安浙江,浙江省同样尊重群众意愿和首创精神。

  湖北籍孕妇李香花暂住在舟山衢山岛高涂社区,丈夫出海捕鱼,只身一人在家,深夜突然肚子疼,惊慌之中,按照大门上张贴的联系号码拨打了求助电话。10来分钟后,网格服务队的计生员、妇女主任相继赶到,稍作应急处理,迅速将她送往医院,顺利产下一子,母子平安。

  “千岛之城”舟山位于东海碧波之上,2008年8月,该市探索出了海上“枫桥经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将100到150户家庭划定为一个网格,以基层党员干部为骨干,吸收教师、医生、老干部等参与,每个网格相应建立起一支服务团队,依靠当代信息技术,进行全天候、点对点服务管理,在基层织起了一张张社会服务管理网。

  学习推广舟山做法,现在,“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已覆盖浙江省所有农村、社区,把政府服务延伸至社会肌体的最末梢,使每一寸土地都有人精细管理,每一户人家都有人贴心服务。

  2008年8月,打铁关社区退休老干部王义毛等5人自发成立和事佬协会,调解邻里间矛盾纠纷速度快、效果好。杭州市及时推广,如今,和事佬协会已遍布杭州市城乡所有社区、村,成为化解矛盾纠纷、加强社区管理、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草根力量。

  慈溪市民营经济发达,外来流动人口100余万人,是浙江省外来人口最多的县级行政区。2006年4月,五塘新村自发成立了和谐促进会,吸纳新老居民代表共同参加,发挥地缘相近、语言相亲优势,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促进了新老居民和睦。现在,全市347个村级和谐促进会遍布慈溪城乡,还获得第六届中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奖。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首先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因为平安建设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最需要做什么,最亟待改变什么,群众最有发言权。”浙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辉忠说,总结基层探索创新,近年来,浙江省及时推广社会服务管理中心、治安动态视频监控联网、110社会应急联动、81890公共服务平台、律师进社区等做法经验,一些特色工作还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富则境安。走群众路线,“平安浙江”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全省刑事发案率、群体性事件、安全生产事故、信访总量4项主要指标逐年下降,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连续9年上升,浙江在成为全国经济大省的同时,也正在成为老百姓最具平安感、幸福感的地方之一。

  从源头预防到就地解决,浙江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科学决策、让利于民,相信群众、调解优先,直面矛盾、敢于担当,把大量社会矛盾及时就地预防化解在初始状态

  “枫桥经验”的基本经验之一是依靠发动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作为市场经济先发地区,浙江也曾率先遭遇“成长中的烦恼”:社会利益分化迅速,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比其他地区早发多发。面对矛盾,浙江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知难而进,从源头预防减少社会矛盾,在基层就地解决社会矛盾,靠创新社会管理依法处置社会矛盾。

  近年来,浙江省城市建设、重点工程建设方兴未艾,如果决策不当,就有可能违背群众意愿、损害群众利益、引发官民矛盾。为避免政府成为矛盾主体,从2006年开始,浙江率先建立省、市、县三级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凡事关民生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决策前必须先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枫桥经验”发源地诸暨市名列全国百强县24位,对于这拥有百万人口的经济新巨人而言,城市扩大已成为其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然而,城东片房屋征收方案在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时,却遭到一些村民反对,暨阳街道东三村村民陈国胜就是其中一位。

  “要把群众利益作为决策第一标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既然有村民反对,那就调整完善方案,重新评估,努力让群众满意。”诸暨市委书记钱三雄说,街道、村干部挨家挨户走访,面对面与群众协商后,按照市场评估价调整了征收补偿标准,再次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时,新方案获得高票通过。接下来短短三个月,就圆满完成2543户、80万平方米的农民房征收任务。

  再次见到陈国胜,他正开着新买的轿车,笑逐颜开地准备乔迁新居。他说,旧房被征收拆除后,政府补偿了他们家165万元,给了一套300平方米的安置房,为他们家办了社会养老保险。用这笔钱,他在家门口做点小生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诸暨市市长徐良平说,“当政府与市民产生利益冲突,政府理应让利于民。虽然与老方案相比,财政多支出了三四亿元,但和谐平安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平安办主任朱贤良介绍,建立起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5年多来,全省共评估重大事项10477件,暂缓实施186件,停止实施499件,努力使决策成为倾听民意、改善民生的过程,防止因决策不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从源头预防社会矛盾,浙江各地探索创造了不少新做法新经验:上虞市实行社会稳定“三色”预警,用绿、黄、红三色分别表示稳定形势,制成图标,每月下发。绍兴县每月发布社会稳定指数,一个地方的社会稳定形势如何,一看指数图表就清清楚楚,把大量不稳定因素预防消灭在萌芽状态。

  适应不同社会群体对人民调解的新期待新需求,2008年开始,浙江省不断探索、大胆实践,大力建设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组织。

  在宁波市大庆南路538号院,市医疗纠纷人民调委会与市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并排而立。根据宁波地方法规,该市所有医院都与保险公司签订了医疗保险合同。“我们这边调解好矛盾纠纷,当事人凭调解协议,出门就可到隔壁理赔中心领取赔偿金。”宁波市医调委主任马津华说,市医调委成立至今5年多来,成功调处纠纷12288起,涵盖了全市95%以上医患纠纷。

  宁波海曙公安分局局长朱振甫说,“原来,我们几乎每星期都要出警好几次到医院处置医患纠纷,医调委成立后,这方面的治安案件越来越少了”。

  2006年8月,宁波市鄞州区交警探索建立了全国首个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委会。现在,这一组织已遍布全省。“人民调解及时灵活,成本低、效果好,深受涉事群众和基层民警欢迎。”省公安厅交管局局长缪德礼说,2012年,全省调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16.3万起,成功率96.3%,全省因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信访案件同比下降33%。

  “目前,我省已在医疗、劳资、交通、环保、物业等15个行业领域建立专业人民调解组织1304个。”省司法厅厅长赵光君介绍,2012年,全省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2万件,占总数40%。

  诉调对接是浙江省“大调解”工作的一大亮点。

  在诸暨市枫桥人民法庭,记者看到大厅里张贴着一份调解劝导书,亲切平和、有理有据,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楚了调解与诉讼的利弊,劝导纠纷当事人慎用诉讼权,可考虑先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实在不成,仍可向法庭起诉。在“老杨调解工作室”,法庭庭长寿文光告诉记者:现在,枫桥法庭民商事案件调解率达75%以上。

  来自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全省91个基层法院、135个人民法庭都设立了人民调解窗口。5年来,全省法院共委托人民调解15.5万件,调解成功率达83%,案件数占一审民商事案件总数的15%。

  2003年,在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倡导下,浙江省开展省级领导干部带律师下访活动,由此带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定期接访下访,走进矛盾,直面矛盾,疏导群众情绪,解决合理诉求,就地化解矛盾纠纷。

  天台县民风强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发生惊动中央的“水溪事件”、“苍山事件”,社会矛盾交织复杂,为全省五大信访重点县。县委书记李志坚上任后,成立联合接访中心,县领导每周一、10个部门领导每天在中心值班,不但使95%的初次信访问题就地解决,还解决了十几个历史难题。妇女徐某曾上访18年,李志坚和县委副书记杨胜杰多次登门与其促膝谈心,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精诚所至,这名人称“信访教头”的信访老户终于息诉罢访。

  省委副秘书长、省信访局局长周维亮介绍,现在,浙江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定期接访下访已成制度,并纳入干部考核。10年来,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5万余人次下乡接访,全省年信访总量比10年前减少了20余万件。

  从人民治安到全面平安,浙江省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积极回应群众期待,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什么问题突出就治理什么,全力维护公共安全,努力使人民群众衣食住行处处平安

  “我们所建设的平安浙江,不仅指社会治安,而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公共安全大平安,涉及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王辉忠说,顺应群众呼声,积极回应群众期待,浙江省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治理什么,哪里不平安就治理哪里。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湖州位于苏杭正中央。湖州市公安局局长金伯中十几年前担任过诸暨市公安局局长,到湖州工作后,把“枫桥经验”的种子带到了太湖边,实施“警务广场”新战略,公安工作怎么干、干什么、干得怎么样,都由老百姓说了算。

  他们在市、区、县公安机关门口建立“警务广场”服务区,常年对老百姓开放。每年6次在广场、公园开展“警务广场”活动,局长、所长走到老百姓中间,面对面听取意见。每年通过互联网、手机等现代媒介,请群众投票选出10项当年公安工作重点。历经5年多努力,湖州公安群众满意度从全省第7位上升到第1位。

  “‘枫桥经验’源于浙江公安,我们对此一直怀有深厚感情。”浙江省委常委、省公安厅厅长刘力伟说,近10年来,全省公安机关坚持民意主导、警民共建,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回应群众、力量上依靠群众,走出了一条专群结合的人民治安道路,使浙江成为经济发展的热土、社会治安的绿洲,群众安全感一直稳居全国前列。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浙江公安注重固本强基,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流,劲往基层使,近年来新设社区警务室4070个,一线警力占县公安机关民警数近一半。社区民警依靠发动群众,组建了数十万人的平安志愿者队伍,广泛开展社区巡逻、看楼护院、邻里守望活动,在基层编织起强大的社区群防网。

  德清县乾元镇城北社区警务室,前面的鱼塘里养着两千多条草鱼,左侧的菜园里种着萝卜、青菜、大葱,屋后的猪圈、竹林里养着6头猪和几百只土鸡。社区民警沈根才以警务区为家,与群众打成一片,如鱼得水,带来辖区案件剧减、群众家和业兴。老沈说:“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平安是人民群众最现实的利益和追求,和谐稳定是“枫桥经验”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9年多来,浙江公安机关矛盾不上交、责任不下推,针对违法犯罪新形势,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暴力犯罪、经济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污染环境犯罪、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犯罪,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增强群众安全感。他们还依靠广大群众力量,依靠当代科技力量,传统加科技,构筑起社会治安动态防控网络,有效地挤压了违法犯罪空间,全省刑事案件发案数连续9年下降。

  浙江是水乡泽国,省名两字都有水字旁。打开地图,钱塘江、甬江、椒江、瓯江……从北到南的八大水系在1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蜿蜒曲折,犹如血脉,连起丘陵、平原和盆地。谁能想到,这一方流淌着大江小河的大地,现如今却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和污染的尴尬。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期待,从今年7月开始,浙江省打响治水攻坚战。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浦江县淘汰取缔了1万多户无证照水晶加工户,曾受重创的浦阳江正在逐步恢复焕发昔日光彩。台州市宁要绿水青山,也不要带污染的GDP,壮士断臂、铁腕治水,11县、市、区饮用水合格率全部重新达到100%。绍兴市委书记钱建民承诺“绍兴护城河的每一段我都随时可以下河游泳”,金华市副市长张伟亚带领15名环保局长到兰溪江游泳,均显示了地方政府破釜沉舟、治理水污染的决心和力度,一时传为佳话。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近年来,浙江省依法对食品实行全程监管、全程追溯,在全国第一个实现药品生产全过程信息化监控,第一个以省政府规章形式出台医疗机构药品医疗器械使用监管办法,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在多个环节走在全国前列。

  “群众利益无小事。对制售病死猪肉、假药劣药、生产销售毒胶囊等犯罪,对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和危害能源资源犯罪,我们加大办案力度,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确保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介绍,“一年间,全省检察机关共批捕涉嫌食品药品方面犯罪嫌疑人632人,提起公诉1604人。批准逮捕涉嫌环境污染方面犯罪嫌疑人552人,提起公诉2387人”。

  在生态保护上,安吉也曾走过弯路。2001年,安吉县另辟蹊径,确立生态立县发展战略,12年后,植被覆盖率达75%、森林覆盖率达71%,“美丽”已成为安吉经济的最大来源。这个仅46万人口的浙北小县,去年一年吸引游客千万余人次,旅游收入达70多亿元,甚至连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都可以卖钱。

  “美丽乡村”安吉是浙江省新农村建设的鲜活样本。新公布的“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显示,由于坚持生态平安建设,目前,浙江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1%,居全国第二,生态文明指数名列全国第三。

  治水、治堵、“三改一拆”、建设生态浙江……近年来,浙江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推出的施政重点,事事涉及安全,处处关乎民生,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撑起了一把把平安保护伞,让更多群众人生出彩、生活幸福、梦想成真。

  从“替民做主”到“由民做主”,浙江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基层民主,推进依法治省,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依靠发动群众,让人民当家做主,是“枫桥经验”和平安浙江建设的根基所在、血脉所在、力量所在。10年来,浙江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完善基层民主自治机制,扩大有序参与,强化权力监督,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从“替民做主”到“由民做主”,依靠民主法治,夯实了平安浙江的基层基础。

  枫桥镇枫源村三面环山、山清水秀,连排别墅掩映在绿树红花中。村委会主任骆根土告诉记者,村干部要有威信,首先办事要公道。村民自治章程是村里的“宪法”,村务村事怎么决策,村民权益如何保护,按自治章程来就不会错。

  老骆说,这几年,村集体先后投入1200多万元,办了治理枫源江等16项惠民实事。每项工程开工前,都进行“三上三下”民主讨论,再由村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完工后,所有财务收支等信息在村口公告栏和互联网上公布。边走边介绍,老骆指着一路经过的开源亭、思源亭、聚源亭三个石亭说,连这取名也是大家民主决议的,意思是饮水思源,遇事要三思而行。

  由于推行民主、公开、透明,枫源村这一老典型焕发新青春,近年来先后被评选为省级文明村、民主法治村。

  在民主法治村的示范带领下,目前,浙江省95%的村基本达到了“由民做主”: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扩大基层民主,吸纳公众广泛参与,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力量被极大地激发出来,成为建设平安浙江的强大动力。

  在武义县后陈村,记者看到村务公开墙上张贴着一份份财务账单。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徐岳祥介绍,后陈村有347户900多名村民,由于缺乏监督、财务混乱,原来村里矛盾纠纷不断。2004年,村民自发选举产生了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第一年,村里的招待费就从过去每年二三十万元减到几千元。9年来,村务监督委员会共对60余项累计两千余万元的村级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全程监督,实现了村级工程建设零矛盾、零投诉、零上访。

  村务监督使扭曲的“村官自治”重新回归村民自治。学习推广“后陈经验”,现在,浙江省所有村都建立起村务监督委员会,有效解决了农村财务不公开、决策不民主、管理无规章等问题,推进了基层平安建设。地方的鲜活实践,也为全国立法提供了借鉴。2010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机构”。

  与扩大基层民主相伴相随,在建设平安浙江中,浙江省决策层注重依法推进。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从“枫桥经验”到平安浙江,经济社会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并非都在基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以人为本,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深化改革、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省法制办主任孙志丹介绍,浙江省一直高度重视科学立法和严格执法工作,尤其在依法保护群众利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浙江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创造了诸多全国第一:

  1997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

  200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批取消农业税。

  2007年,浙江在全国第一批实施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2008年,浙江第一个制定实施《公民权益依法保障行动计划》。

  2009年,浙江在全国第一批推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最低标准,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高居全国之首。

  2011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实施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实现了困难家庭廉租住房应保尽保……

  来自省公安厅的最新统计:浙江省登记在册流动人口2362.5万人,连续14年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广东省。2009年6月,浙江省审议通过颁布国内第一部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地方性法规。实施4年多来,全省共发放居住证30.2余万本,依法保障居住证获得者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技能培训、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职业安全等方面享有“同城待遇”。

  80后杨晓霞来自江西省铅山县,在宁波打拼了六七年,领到了居住证,有了自己的家,当上纺织厂副厂长,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她说,浙江人很友善,她的经历证明,在这里只要真诚努力肯干,付出总有回报,梦想总会成真。

  “新一届省政府产生后,李强省长抓的头两件事,一件关乎公平,一件关乎效率。”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龚正介绍,早在1999年,浙江就率全国之先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历经三轮改革,审批项目从3000多项减少到900多项。今年1月,新一届省政府组成后立即启动四轮改革,历经努力,审批事项再次减少464项。围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目标,推行从政府立法到执法过程、执法结果等依法行政过程“三公开”。前不久,还制定公布了建设法治政府的“浙江标准”,在建设法治政府方面,浙江要力争成为审批事项最少、速度最快、规则最公平、办事最规范、法治最清明的省份。

  都说诉讼是一个地方经济和法治的“晴雨表”。2008年以来的5年间,浙江法院共受理案件412万件,是全国增幅的2.1倍。

  “在司法领域,我们也基本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介绍,为有效发挥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在矛盾化解中的前沿作用,浙江三次调整民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将93%的大标的额民事案件交由基层法院一审。5年间,各地共依法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49.35万件,诉讼标的总金额550亿元,当事人服判息诉率达到96.3%。

  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正门左上方的LED显示屏正在现场直播一个刑事案件的审理情况。院长张光宏介绍,他们法院建有25个标准化数字法庭,全程录音录像,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全部公开。正在领取判决书的方女士对记者说:“第一次打官司的经历,完全颠覆了我对法院的原有印象。鄞州法院全程阳光司法,这种坦然让我相信法官办案是公正无私的。”

  在浙江法院,“案结事未了”。从2008年开始,浙江法院首创司法建议,就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企业破产、环境污染、非法集资等热点难点问题,向各级党政部门发出司法建议2961份,70%被采纳,消除了诸多隐患与漏洞。连续6年,浙江法院发布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对行政案件败诉原因进行梳理分析,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预防化解行政争议提出建议,有效延伸了司法对优化公共决策和社会管理的影响力,促进了各级政府依法行政。

  一个平安法治和谐的社会,必定是富裕得以保障、矛盾得以化解、治安得以调适、公平得以体现、正义得以伸张、和谐得以实现的社会。从“枫桥经验”到平安浙江,浙江省依靠发动群众创建平安和谐社会,今天,6600万新老浙江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智慧和力量汇集起磅礴力量,开创了经济建设欣欣向荣、社会治安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喜人局面,为平安中国建设提供了“浙江样本”和有益启示。记者陈东升(本文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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